以教育為錨點構建創新共同體，不僅要將其從創新“供給端”重新定位為整個網絡的“組織者”和“接駁樞紐”，還要依托強有力的動態協同機制，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五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對“十五五”時期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提出更高要求、賦予更重要使命、指明更清晰路徑。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作出明確部署。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民生主題記者會時指出，“加大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探索的力度”。這些啟示我們，新征程上，教育的角色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要通過深度協同教育科技人才，催生新質生產力，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構建良性循環的“倍增效應”，對科學謀劃“十五五”創新發展、夯實中國式現代化人力資源基礎、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具有決定性意義。

　　“十五五”時期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使命和挑戰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對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面臨新的挑戰。一是需要破解教育與產業創新脫節問題，提升教育對經濟社會需求的適配性，在學科專業與新興產業發展、人才培養與真實創新場景、人才供給與市場需求等方面，形成良好的適配關系。二是需要暢通科技創新促進教育的“反哺”機制，促進高水平科研資源向育人成果轉化，避免重科研輕教學的評價慣性，使高校原始創新優勢更加充分地轉化為人才培養競爭力。三是需要破除人才評價和發展中的短視化傾向，激發創新活力。過于強調短期量化成果，不利于激勵長遠基礎研究、交叉融合和顛覆性創新，抑制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探索“無人區”的內生動力。

　　以“多維鄰近”創新機制激發系統協同效能

　　面對以上挑戰，必須從根本上革新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組織邏輯和運行范式。創新成果源于創新主體間認知、技術、制度、地理、社會等多維鄰近產生的系統耦合效應。將這一理論轉化為實踐，需要確立并鞏固教育在創新共同體中的“錨點”地位，以其為樞紐重構創新生態，通過機制創新打通要素“接駁”堵點，增強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內在韌性和整體效能。

　　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強調要素質量的提升，更突出創新系統的整體升級，本質在于突破傳統要素“外生”參與的“弱關聯”，構建多維要素復雜交互、高頻共振、動態升級的生產力系統。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天然具備成為“錨點”的獨特優勢。一方面，能融合基礎學科與跨學科研究，打破知識壁壘，吸引集聚科研機構、企業研發中心，形成環大學知識經濟圈，銜接前沿科技成果與企業需求，共同確定技術攻關方向；另一方面，作為學術與社會對話的網絡中心，能通過師生、校友和政產學研用網絡，編織高度黏合的社會和資本關系，成為探索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前沿陣地。

　　以教育為錨點構建創新共同體，不僅要將其從創新“供給端”重新定位為整個網絡的“組織者”和“接駁樞紐”，還要依托強有力的動態協同機制，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一是以教育教學系統為基礎，重構創新聯合體系。推動教育機構從“產學研合作”升級為“高校+”創新聯合體，支持高校牽頭組建面向國家重大任務的創新聯盟，深化其在議程設定、團隊組建、資源調配中的關鍵作用，使其成為主動匯聚要素的“端口”，強化科技創新的有組織化和戰略導向。二是以教育評價改革為牽引，重塑創新價值導向。將科技成果轉化、產教融合貢獻、解決產業實際問題的能力納入評價核心體系并賦予顯著權重，引導教育資源向創新鏈前端布局、產業鏈后端延伸，破解成果轉化不暢頑疾，激勵教師和科研人員成為協同創新的自覺行動者。三是以教育資源平臺為樞紐，促進要素開放共享。推動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產業數據中心等向教育系統深度開放，將高能級科研平臺打造為“育人主場”，構建統一資源共享平臺，使教育系統成為科技資源與拔尖人才間的“接駁器”，提升國家創新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探索“一體發展”創新生態的路徑和策略

　　“十五五”時期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需強化“教育之錨”定位，將“多維鄰近”機制轉化為扎根中國的具體實踐。近年來，我國部分區域和高校先行探索，為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創新生態提供了有益路徑和策略啟示。

　　一方面，以學科交叉重構育人內核，激活創新源頭；以打破學科壁壘為抓手，重塑人才培養“基因序列”。比如，北京理工大學構建“教師—學生—AI—環境—文化”五元互動育人體系，中關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打破學校、學科、導學、產教、階段邊界，推行超常規培養模式。兩者均通過設立學科特區、推行項目制學習、重構課程體系，將前沿科技和產業真問題深度融入教學，實現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創新能力鍛造的根本轉變。另一方面，以區域融合重塑教育生態，拓展創新場域；將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深度嵌入區域規劃，構建區域創新共同體。例如，北京市懷柔科學城實施“科教共融、人才共育、平臺共筑、智力共享、產業共生”五大行動，推動平臺建在產業上、人才育在項目中；深圳市依托市場機制打造“大學—企業”的“15分鐘產學研生態圈”，凸顯教育規劃與區域創新的同頻共振。這些實踐展現了將產業、政策優勢轉化為資源和育人優勢的強大效能，增強了教育對經濟社會需求的適配性。

　　上述實踐為進一步構建教育深度支撐下的“一體發展”創新系統提供了重要策略啟示。一是強化頂層設計，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創新生態系統。建立國家層面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協調機制，確保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支撐作用在科技規劃、人才政策中充分體現并得到保障。盡快考慮出臺一體發展規劃、設立一體發展機構、實施一體發展考核，從源頭上破解教育科技人才管理分開、資源分散的體制障礙。二是聚焦戰略急需，擴大“人工智能+”教育供給。教育系統需建立對科技變革和產業趨勢的敏銳感知和快速響應機制。圍繞“人工智能+”，主動布局前沿交叉學科，動態調整專業設置，加快培養國家急需的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卓越工程師和大國工匠，確保人才“供給端”與創新“需求端”精準對接。三是激發人的活力，筑牢“理論+實踐”人才根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要激發每一個社會主體的創新活力，這要求賦予教育更大靈活性，充分發揮人的創新能動性。實踐中，需深化教師評聘制度改革，大力引進、培育既懂教育規律又通產業邏輯的“雙棲型”師資，從根本上打通科技與產業創新壁壘，建成理論響應實踐、實踐反哺理論的“自驅型”現代化教育體系。

　　（劉夢單位：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汪壽陽系中國科學院特聘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